携程董事长梁建章谈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要跟上，让人们敢生

5 月 31 日消息，据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当日召开会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的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会议提出，要发展老龄产业，治理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并表示要发展普惠托育，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降低家庭教育开支等配套措施。 该消息发布后引发社会各界热议。此前，中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中国总人口数为 14 亿 1178 万人，与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相比，中国人口增加 7206 万人，十年间增长 5.38%，年增长率为 0.53%，与 2000 年至 2010 年相比，增长率下降 0.04 个百分点。 人口老龄化问题及出生率下降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此次全面放开三胎政策后，A股、港股市场上婴童领域上市公司股价飙升，高乐股份、金发拉比等涨停，贝因美、爱婴室尾盘冲击涨停，港股好孩子国际、米格国际分别涨幅 23%及 10%。 携程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及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在接受凤凰网科技等媒体采访时称，放开三胎政策与全面放开生育实际效果差别不大，“关键还是要看有什么样的配套措施，能让人们生得起二胎、三胎”。 梁建章称，受疫情影响，今年我国人口生育数字可能比去年的 1200 万还要低，“应该说非常不理想，比去年还会降很多”，甚至可能会低于 1000 万。但他认为，放开三胎生育政策会对明年的人口生育政策产生积极影响。 但他同时也提到，与生育一胎、二胎的家庭相比，生育三胎的人数较少，是生育一胎人数的 20%~30%，如果仅仅是放开三胎，对新生儿的增量每年最多只有几十万。 他表示，放开三胎更重要的是国家政策从限制生育，真正开始走向鼓励生育，“这个政策最主要的还是其标志性”。 梁建章也回应了此前中原集团主席施永青关于“生育两个孩子后才有权使用避孕产品”的说法，称鼓励教育一定是用名义上的“利诱”，通过降低成本、减轻负担来让大家有生育意愿，“不能采取任何强制措施，现代社会，不可能这样做”。 以下是编辑整理后的采访记录： **教育方面重点关注 0-3 岁幼托领域** 在教育产业方面，梁建章称，放开三胎政策将对 0-3 岁的普惠幼托产生积极影响，但对接近高考的初高中教育产业影响不大。 “教育基本上是离高考越远的地方，越有作为的空间”，梁建章说，离高考越近，就完全受制于高考，当下的政策对育儿成本及教育方面的成本降低作用不大，但在离高考很远的 0 到 3 岁的成长阶段，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他认为，未来很大的方向会是 0~3 岁的托儿所，目前中国的 0 到 3 岁托育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他同时表示，幼托对女性最有帮助，“如果国家能在幼托方面提供便利措施，降低成本，就能减少对女性职业生涯的影响”。 **放开三胎与全面放开生育差别不大** 梁建章认为，从日本、韩国等低生育率国家的数据来看，生育三胎的人口不多，只有生育一胎人口的 20%~30%，而且中国的养育成本比日本还高，现在生一胎的家庭中可能只有不到 20%的人愿意生三胎，“这样算下来，也就是一年多一百万个孩子左右”。 再加上过去已经有不少家庭生了三胎，这些数字已经包含在之前的人口数据中，现在仅仅放开三胎，三胎新生儿的增量最多不会超过一百万，可能一年只有几十万的增量。 为何政府没有选择一次性放开生育政策，而是逐步放开二胎、三胎呢？梁建章认为，在当前政府支持生育的情况下，放开甚至全面放开，也不会有太大风险，“可能国家在这方面确实比较谨慎”。 他认为，放开三胎与全面放开，实际效果相差不大，“关键还是要看有什么样的配套措施，能让人们生得起二胎、三胎”。 他预测，如果鼓励生育政策没有落地，去掉二胎、三胎的“补生”数据，基本上可能三年后，中国的生育水平就会降至 1.0、1.1 左右。如果在一两年内鼓励生育政策能落地，情况会更乐观一些。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生育成本确实是全球最高的”，梁建章称，中国同时也是一个大国，有更多资源和政策空间来解决人口问题，“说不定未来中国鼓励生育的力度也会是全球最高的”。 **住房政策应“跟着孩子走”** 据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今日会议提出，要在普惠托育服务、降低家庭教育开支、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以及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等方面提供支持。 在住房配套措施方面，梁建章称，住房政策应该跟着人走，哪里有更多的人口流入，就应该给予更多的指标，包括住房用地指标，这样可以建更多的房子，房价也不会那么高，年轻人也能买得起房子。 他进一步表示，住房措施应该与鼓励生育政策结合起来，“跟着孩子走”，“如果生二胎或三胎，可以给予购房补贴”。在降低生育成本方面，梁建章同时指出，在税收和社保减免方面也应该对多胎家庭给予鼓励。 梁建章建议，生育政策应更多考虑城市中的白领群体，尤其是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群体，她们的生育压力、婚姻压力和职业压力都比较大，但同时也是生育意愿最低的群体，应该在产假、灵活办公等方面给予帮助。 **开放外劳与冻卵** 梁建章称，可以适当开放外劳市场，“现在中国的保姆比香港、新加坡贵很多，如果未来降低生育成本，可以考虑开放菲佣或印尼、东南亚的外劳来做保姆，会有一定帮助”。 对于争议较大的代孕产业，梁建章也持开放态度。他称，现在中国大城市中的高学历、高收入女性，机会成本非常高，有时确实没有时间或找不到合适的时间生孩子，可以通过延长生育时间，“在合法前提下，通过冻卵或其他方式，让更多女性，尤其是高收入女性能够实现生育愿望，我觉得也是应该做的，比如其他辅助生育技术的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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